烟草行业是如何刻意模糊吸烟的影响的，许多人对此已经有所阐释，尤其是在Naomi Oreskes和Eric Conway 2010年的书作《贩卖怀疑的商人》（Merchants of Doubt）中。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国联邦政府曾化身烟草商本人。美国政府宣称烟草行业为必不可少的行业，授权在部队的配给中加入卷烟纸和烟草。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另一场产业危机时，政府再次出面。为节省战争所需的外汇，英国停止进口美国烟草。于是美国政府购入了与英国出口市场相当的烟草，以保护本国烟农。

自1930年代以来，政府一直在帮助烟农。随着1933年《农业调整法案》（Agriculture Adjustment Act）的出台（该法案是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新政的一部分），联邦烟草价格支持系统问世。1964年，美国外科医生Luther Teryy发表《吸烟与健康》报告，指出吸烟会引发肺癌、肺气肿、支气管炎和冠心病等带来的早死病。尽管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美国人多达50万，但联邦烟草价格支持系统直到2004年才被终止。（政府给烟农的补助一直持续到2014年，以减轻对烟农的打击。）

一、操控市场

Milov写道，冷战期间，新兴的广告业促进了卷烟的大量消费。相比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物资严重短缺，吸烟象征着消费资本主义的富足取得了胜利。在此背景下，烟草协会（Tobacco Associates）于1947年成立。它是一个致力于提高美国过剩卷烟在海外销售的营销委员会，也是政府授权的私营组织，负责收取税款以进一步发展烟草行业。

二战期间，美国政府购入了大量烟草来弥补出口不足。这种私企和公共政策相互交织的作用，用政治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，就是“联合主义”（associationalism），它在全球与吸烟相关的疾病流行中起着关键作用。到1955年，美国超过一半的男性和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吸烟。为实现行业持续增长，在其他国家寻找新烟民成了关键。时至今日，仍是如此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美国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包含购买美国烟草和食品的贷款。从1954年起，该计划演变为向盟国提供援助的《公共法案480》计划，越来越多地在东南亚、拉丁美洲和中东实施。它通常被称为“粮食换和平”计划，给予烟草和食品优惠的条件。结果如预期一样，它为美国商品建立了永久出口市场，并竖立了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。

实质性的抵制出现在1960年代晚期。当反吸烟运动家试图挑战行业、生产者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时，他们发现了两条成功的主要途径。首先，活动家们研究出了如何利用1960和1970年代的民权及消费权运动，来改变公众对吸烟的看法，使其不为社会所接受。青年律师John Banzhaf在1967年创立了运动组织——吸烟和健康运动（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，ASH），并找到了起诉烟草业的方法。面对支持制造商和农业游说团体的联邦立法机构，活动家们把战斗引向了地方政府，那里的企业游说团体还不那么成熟。他们与市政府和专业监管机构携手，推动1971年禁止在美国播放卷烟广告的禁令出炉，1973年又通过民航局禁止在飞机上吸烟。

二、草根行动主义

和他们并肩的，是草根活动家。Milov对他们有着精彩而详细的描写。Clara Gouin是马里兰州的一名妇女，有一个对香烟烟雾过敏的孩子。1971年，她在自家客厅成立了GASP，也就是反吸烟者污染团体（Group Against Smokers’ Pollution）。她和其他人一道，提出了“不吸烟者”（non-smoker）的概念，并称其在公共场所的权利和吸烟者的一样重要。

在围绕吸烟的辩论中，烟草利益制造的说辞正在重新出现。斗争的第二个方面是努力证明吸烟对经济有损——不仅仅是政府的医疗帐单更多了。吸烟会损害生产力。1976年，另一位女性——Donna Shimp因在工作场所“被迫”吸烟导致疾病，提起了第一起针对雇主的诉讼。此后，她继续推动在工作场所禁止吸烟。

与以往一样，烟草捍卫者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。1953年12月，众多香烟制造商在一间酒店房间，成立了烟草行业研究委员会。1954年至1997年，该团体花了3亿美元来制造有关吸烟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的怀疑。没有人不为这样一种阴谋感到激愤。

世卫组织预计，每年有超过800万人因吸烟死亡。即便是在电子烟致死事件发生，人们重新开始对吸烟展开讨论之时，死亡仍在发生。烟草，正如Milov所说，很难禁绝。与此同时，如果你去了解同样的历史时间段，人们对化石燃料和气候变化的争论，你会发现行业颠覆科学的手段如出一辙，令人愤慨，而逆转的希望是如此渺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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