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名消费者， 你认为提高烟草的价格以及税收，是减少烟民数量、降低烟草消费的最有效的手段吗？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，是因为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（草案）》于2018年10月22日二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对比一审稿，二审稿明确规定，国家采取宣传教育、价格税法等措施，提高控制吸烟成效，强化控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执法。这也是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、综合性的法律。

早在草案提交审议之前，就有控烟专家建议，应借助《消费税法》立法的契机，在法律中明确将烟草税纳入指数化管理，使消费者对卷烟的支付能力持平或者下降，以达到降低吸烟率的目的。其实，“提税控价”这一调控策略早已实施过。

政策回顾:2009年、2015年，我国烟草两次大幅提高税收，卷烟价格随之上涨。然而价格杠杆似乎并未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。2001年到2016年，我国成为卷烟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国家。在一些专家看来，烟草价格的上涨，远远赶不上“烟民”卷烟支付能力上涨。由此带来烟草消费扩张，使我国控烟形势更加严峻。许多控烟人士呼吁，应该科学提高烟草税收,持续提高我国卷烟价格。（《工人日报》）

无论是加税还是涨价，都是希望借助价格杠杆来抑制消费。但是价格杠杆要想成立，首先需要对价格相对敏感，其次是缺乏可替代品。对烟民而言，吸烟是嗜好性需求，兼具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需求，即使是涨价之后也可以选择价位稍低一点的烟。

提价控烟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，但只是理论上的假说，或者说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。短期看，卷烟涨价影响到了消费者选择，影响到了卷烟销量，时间一长，这种影响几乎看不到任何踪迹，究其原因，在于卷烟涨价不是控烟的基础性条件。在笔者看来，控烟的深层次因素应该是去探讨烟民们为什么要吸烟？

中国的吸烟人群达到3亿，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极其庞大的数据，也蕴含着复杂的人群结构和心态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抽的不是烟，而是焦虑。让我们来看一项针对烟民的调查：

一、地域：67%的吸烟人口在农村

    据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前几年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，农村吸烟人数两倍于城市。城市吸烟人口约1亿人，占吸烟人口总数的32.76%；农村吸烟人口超过2亿，占总数的67.24%。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农村的吸烟率都显著高于城市的吸烟率。

二、收入：高收入与低收入最多

据广州市控制吸烟协会对外公布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小学或初中文化的现吸烟率是19.49%，高中、中专的吸烟率为18.5%，大专以上的吸烟率为14%；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：文盲为67.83%，小学文化程度的为66.47%，中学文化程度的为53.75%，大学文化程度的为44.47%；女性吸烟率也以文盲半文盲中老年者为最，知识女性吸烟率较低，而低收入者即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500元的吸烟率为26.8%，高收入者即人均收入高于5000元的现吸烟率也高达22.7%。

调查同时还显示，男性、40～49岁者、无业人员、农民、工人，文化程度低(小学或初中文化)，离异，分居，低收入人群的现吸烟率较高。

三、越是焦虑越要吸烟

事实上吸烟不仅是因为贫穷，也因为焦虑和压力，高收入者的现吸烟率也高达22.7%。同文化低一样，穷只是一个表象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调查没有显示出来的就业压力，生活压力，以及公平感的缺失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抽的不是烟，而是焦虑。各国经验都表明，烟民的多少实际上就是国民的幸福指数。

烟草自明朝传入我国以来，至今也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。而中国加入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的时间是2003年11月10日，也就是说中国的控烟时间只有15年左右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不可能完全控制甚至禁绝长期形成的吸烟习惯，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。

我国有三亿多烟民是事实，这些烟民在短时间内戒不了烟也是事实，那么，在客观现实面前，控烟要怎么控才是积极的，合理的，文明的？

所谓“急功近利”，“欲速则不达”，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，想要切实有效的推进控烟进程，道德感化和法律约束只是辅助手段，疏堵接合才是王道。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合理设置吸烟区，如在学校、文物保护单位、医疗卫生机构等场所全面禁烟，而在机场、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可设置吸烟区等，疏堵结合监管有效才能做到有的放矢。

科学合理划定吸烟区域，标注明示吸烟区域和范围，积极倡导烟民使用便携式烟具等都是杜绝不文明吸烟，积极有效推进控烟进程的文明手段与措施，“罚”与“堵”甚至是道德打压基本都算得上是懒政。

如果控烟只是过度限制烟民的消费行为，不给烟民提供任何消费的场所和机会，那么“物极必反”，只会带来更多的不规范、不文明消费行为的发生。中国有3.5亿烟民，素质参差不齐。既然做不到让烟民全部戒烟，不如从吸烟场所、吸烟方式上引导烟民“吸烟不扰民，烟蒂不落地，烟气不污染”，这就是文明的巨大进步。